金观平：聚力打造国家级产业集群

法律乃是掌握于法学家之手的独立的知识分支。

当然如果进一步引申，即使在和国家相对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大、小传统之别，如在一个结构、成分复杂的村落里，能人（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就存在这种区别。如上情形，就是从民间法和国家法相比较的视角看，民间法研究之所以必要、并有用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尹士强：论裁判规范，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法学硕士论文。所以，研究现实中的民间法，首先要面对的是对民间法存在之事实的了解和把握。这种事实，产出了一种重要的人造对象或人造事实，即制度事实。综上所述，民间法的概念范型，从内部视角或者规范比较视角看，是与国家法相对称的概念。199年，梁治平出版了《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可以说，当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作判决时，相关法律条文就是法官所运用的裁判规范。就民间法而言，它在本质上讲的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尽管在民间法中，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也会存在一些普适性的内容，如之于中国人而言，春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具有普适性的知识，但这并不能在总体上影响民间法是地方性知识的基本判断。例如，号称辽宁省首黑的主角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曾引起了司法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震撼，社会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41]只有不断学习，吸收新知，通过这种方式关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下的法学家必须从新定位自己，确立不断学习，认真思考，面向全球努力贡献的新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肩负时代的使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

[41]前注[1]，费希特书，第37页。[12][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00页。

然而，当下我国法学家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他们参与法律实践活动遭到质疑，推进法治进程不力，等等。[6] 法学家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引领时代潮流，创新社会意识，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楷模，这也是古今中外社会民众所共认的法学家的特质。法学家参与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等活动，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学说，将影响一批又一批的法律从业者或法律学人，从而推动法制不断进步。因为无论是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把它抽象为普遍适用的规范，还是借鉴外国的成功方法以缩短摸索的过程或减少失误的代价，都需要能保证择优决策的见地，从而也就需要在法律、制度及其社会效果研究上的理论造诣。

献身法治，勇担责任的勇士。[18]可以说，实行法治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学家创制良好的法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但是，作为法学家，也应该认真思考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并采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这些问题的症结，提出科学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或立法建议。[34]并且，中国法学界必须真正融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去，而不是隔岸观火或者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悠哉游哉，飘飘乎遗世而独立。

最后，法学家推进法治的实情。[30]李龙、刘连泰：《法学的品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8]因此，法学家的第一品性应当是捍卫社会公正，肩负从法学上为国家和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思考、呐喊的使命。[50]从法学家层面，他们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更深、作用更大，正如韦伯所言，在欧洲大陆，法学家对这个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法学家学术研究的实然状态 追求正义、直面现实及献身法治乃人类社会对法学家的理想期盼。[50]前注[1]，费希特书，第39页。[8][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至于肩负着塑造法律精神、指引法治实践活动的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更应当越出国家法的狭隘圈子而面向全球法现象。因为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是对社会生活及其规范安排的系统性思考，法学家认识现实生活及其历史向度，在此基础上如实记述生活的规范，提炼生活的规范，挖掘其背后的道义、历史、逻辑和实践理性，是他和她的基本担当，也是一般所谓的法学研究的常规作业。[24] 随着全球化领域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西方时尚话语成为法学研究的资源。

[31]周永坤：《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4期。[34]钱弘道：《中国法学何处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 -37页。

[11]许章润：《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

[10]王卫国：《论法学家的人格》，载《民主与法制》1998年第1期。法律规范正在连为一体，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

[3]古罗马时代，法学家乃法的创立者。德国学者费希特说过，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42] 对法律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法学是一种知识理论体系，包括观念、文化等因素，它以知识为基础，进行理论体系的架构。[9]诚然，在一个社会中，以自己的知识、才华和出色工作而作出贡献的群体决不止法学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家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法治的进程，但是法学家的实践活动也遭到部分质疑。[32]但是，当下的社会虽为现代社会，法治实情却呈现复杂状况，有人将其概括为：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成的多元混合秩序。

费希特还认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的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法学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体，他们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成就。

法学家的活动以一整套的理论—实践技能和一门已经变成了科学的技艺作为核心和指导。因为法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只有洞察生活的变化才能保持一种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良性互动。

[47]季卫东：《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评介》（选登），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2期。后来，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任务也主要是由法学家完成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要求人们保持创新的活力去适应生活，变化的生活必然给法学家提出崭新的课题。[46]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法治社会会面临不同的社会需求，担负起不同的社会使命，所以，法制改革是必然的。

法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其秉性在于传承人类法制文明，探索法律世界，秉持正义立场。引用西方学者观念以达致论证目标，已成为一种普遍性、公式化的分析手段。

全球的视角，并不是要对世界所有法律现象都加以具体研究，而是从世界整体形势出发对时代及其基本特征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判断。[36]相形之下，我国法学家在推进法治进程中时间及精力上是否有保证值得深思。

[13]我国也在逐步形成法学家参与立法及司法的风气。  出处:《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学家 。